纪律，对一个政党有多重要？

　　走进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当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进入视线，你的心中，或许就有了答案。

 

　　这里开设的《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一一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览，通过“创立与探索”“推进与曲折”“恢复与发展”“新时代新征程”四个部分，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之路。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馆内“创立与探索”部分，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纪律建设中的探索与实践。

　　

　　展馆序厅中，背景浮雕通过河流山川与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五大会址、瑞金、延安、西柏坡、人民大会堂等革命圣地、红色旧址元素的有机组合，勾勒出党的纪律建设走过的历程。以王荷波、向警予、焦裕禄、杨善洲等历史人物和穿草鞋的红军、戴草帽的农民、戴工帽的工人等形象为原型的雕刻群像，塑造了一组代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身份的优秀党员和纪检干部，严守纪律，行廉志洁，继承传统，激浊扬清，奋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

　　我们党成立时的故事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初在上海，会议期间有巡捕突然闯进，警惕性极高的几位党的开创者当机立断，决定转到嘉兴，在南湖的红船上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完成了大会闭幕。这也说明，我们党甫一成立，就面临着险恶的环境。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本是天敌。在风雨如晦的旧时代，一切落后的反动的势力不会容许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的政党在中国存在。斗争，从我们党成立起就开始了。

  
一大会议中途遭到法国租界巡捕的骚扰，被迫转移到南湖的这条红船上。

　　中国共产党依靠什么展开斗争？一靠理想，这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二靠纪律，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才有力量。不仅如此，对于当时尚显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纪律是否严明，直接关系着能否在斗争中生存下来。生存下来，才能够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共15条，900多字，虽无纪律专章，但有10条涉及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等基础性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部正式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在党章中首设纪律专章。

　　1927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上海、浙江等地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反动派的凶残、斗争的残酷展现地淋漓尽致。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开启了党内监督的组织创新，高举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监督执纪的旗帜。

　

　　中共五大的开幕式在武昌都府堤20号召开，由于严峻的革命形势，会议第二天转移到汉口黄陂会馆举行。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就马上开始按照党章履行职责，主要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其中包括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或者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严格问责，并按照党纪严肃处理。

 

这是当时中央监委召开会议的模拟场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如此重视纪律？因为血与火、忠诚与背叛、反腐败与腐败的斗争中，历史和现实的教训足以让人警醒。

　　馆内的展品中，有一份“带血的报告”，是重庆白公馆、渣滓洞300多位牺牲于革命胜利前夜的烈士留给后人的。著名的“狱中八条意见”，就是根据这份2万多字的报告提炼的。当时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正是因为曾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所导致。红岩烈士们身陷囹圄时，对党的领导干部叛变的内在原因进行了深入思索，向党建议“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等。这份“带血的”意见，是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先烈们对党执政后的殷切希望，至今仍然发人深省。

 

从白公馆渣滓洞带出的重要历史文献“狱中八条意见”。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纪律严明才能赢得民心。一组泛黄的老照片，记载着发生在井冈山的一段历史。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后的部队走向井冈山。能否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决定着这支队伍和党的未来。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正是缘此而生：“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这几十个字，被红军战士们写在包袱上，时刻提醒自己。通过严明的纪律，人民群众看到了党的军队与旧军阀的迥然不同，感到这才是自己的队伍，给予全力支持，一个崭新的红色政权在江西真正建立起来。“最后一碗米拿去当军粮，最后一尺布缝在军装上，最后一个娃送去上战场，最后一床被盖在了担架上”。这首当年的歌谣，连同如林的担架、如流的推车，一起见证了亿万人民是如何一心跟着共产党。

　

　　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荆竹山雷打石第一次向工农革命军提出“三项纪律”。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科学论断，强调“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并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根据毛泽东提议，会议作出六条重要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会后不久，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图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六条重要规定。

　

图为“进京赶考”雕像群。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统治的覆灭。进入上海之前，总前委制订了《入城守则》，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不准在市区作战使用重武器，二是部队不准入民宅。

　　1949年5月27日夜，上海战役的全部战事结束。解放军第3野战军9兵团第20军、23军、27军连夜入驻上海城区。进驻上海的10万解放军严格遵守《入城守则》，全部露宿街头，没有发生一起入住民房的事件。人民军队以“铁一般的纪律”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和肯定。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令上海百姓感动不已。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上海市长。在上海解放前夕，陈毅于5月10日在江苏丹阳发表关于入城纪律的讲话，明确指出：进入上海“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图为1949年的陈毅和《中共中央军委批转东北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

 

图为解放上海时，解放军战士不进民房睡大街的场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建立健全纪律检查机构，加强监督执纪，在纪律建设方面进行了最初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信念、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经过28年艰苦奋斗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将加强纪律建设置于重要地位，根据所处环境和肩负任务的变化，突出了执政条件下纪律建设的重点内容，有力推动了不同时期党的事业的发展。

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遵规守纪都是共产党员最基本的标准，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多月，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由朱德等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除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外，政务院还下设人民监察委员会，履行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监察职能。

 

这是朱德给毛泽东写的关于中央纪委组织建设的信。

　　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论职务高低、党龄长短，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

　　1951年11月21日，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被揭发。据报道，二人共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共达155亿多元（旧人民币）。借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扰乱金融，使人民资财损失达14亿元之多（旧人民币）。

 

这是1951年11月29日中央转发薄一波、刘澜涛关于逮捕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批转了华北局关于刘、张贪污的报告，作出批示：“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针对党内给刘、张留一条生路的说情，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此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1951年11月底，毛泽东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作重要批示。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捍卫党的纪律，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廉洁奉公，率先垂范，用行动彰显铁的纪律，为我们树立了学习榜样。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给他外婆家的乡党支部和政府的信中写道：“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不能有任何特殊。”正是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他的许多亲属都安心在家乡工作或务农，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毛泽东写给外婆家乡党支部和政府的信。

　　这是周恩来补袜用的“袜撑子”，也叫“袜板儿”。这不光是补破袜子用的，新袜子同样用得着。那时候，新袜子买来后大都先套在袜撑子上，然后在袜底和脚后及脚趾处缝上较结实的布。经过这么加工后再穿脚上，袜子就更耐穿。

 

周恩来用过的补袜工具。

　　陈云一生粗茶淡饭，衣着简朴。展柜中的衬衣是1961年买的，陈云一直穿到1995年去世，足足穿了34年。1959年春，陈云经检查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从同年6月到1960年9月，一年零三个月，夫人于若木一直陪伴照应着。陈云嘱咐于若木：“我在疗养期间你陪伴着我，不能拿单位的工资”。于是，按照陈云要求，于若木把单位发给她的一年零三个月的工资总共2208元全部退给了单位。

 

陈云从1961年一直穿到1995年逝世的衬衣和裤子。

 

陈云夫人于若木退还工资的收据。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之下，大批优秀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纪，严于律己，勤政爱民，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引领全社会形成良好风尚。

　　人民公仆焦裕禄不仅严以律己，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还亲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坏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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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建设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必然要求

　　严明的党纪，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生命线”，让它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战胜各种困难，化解各种风险，推动它成长壮大、走向胜利。

　　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强调：“党是以一切党员都要遵守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没有纪律，党决不能领导国家和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定下了基调。八大以来，全党着力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在党风建设、监督执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八届一中全会上，新当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21人组成，董必武任书记。这是八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名单。

　　历史总在曲折中前进，越过探索中的踉跄，时间指针转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健全了党规党纪，恢复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党组织和党员明确了规矩，使党内政治生活重新走上了正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出现了一系列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而受种种不良思想的影响，社会风气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不健康现象。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如何扭转社会的不正之风，他强调：“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必须坚决、认真地执行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纠正不正之风的一系列指示，认真解决党政机关存在的六个方面的严重问题。图为《人民日报》报道。

　　1984年10月，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报告。陈云在报告中批示：党性原则、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中央出台多个规定，要求坚决纠正和查处各类不正之风，为改革开放扫除障碍。

 

图为陈云在中南海办公室。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四大党章首次把“从严治党”写进党章，标志着我们党正式将其作为管党治党、严明党纪的总遵循和根本原则。

 

1993年初，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图为中共中央印发的通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展。以铁纪严规加强自身建设，正是我们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但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赶考”远未结束。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2012年11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首次集体公开亮相，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强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纪律建设在理论、实践、制度等各方面强力推进。

 

　　2012年12月4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是中央政治局给自己立的规矩，成为改进作风、改变中国的“铁规”。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开端，多部党内法规相继制定或修订，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纪律规矩立起来、让管党治党严起来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首次明确“六大纪律”，划出行为底线。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以严格的监督执纪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数据是最好的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严明纪律、从严执纪，强化了震慑、知止的氛围，纯洁了干部队伍，保障了各项事业顺利发展。

 

图为2012年12月至2017年6月立案审查中管干部情况。

　　在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进程与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要求，将“纪律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2017年10月27日，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管党治党再次从中央最高领导层立规明矩抓起。

 

　　2018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三天后，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揭牌，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掀开新的一页。

 

　　2018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成果，以党规党纪形式固定下来，着力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

　　实践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纪律严明，党的战斗力就会增强，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纪律松弛，党的战斗力就会削弱，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建设、改革开放乃至今后的历史时期，同样如此；我们党弱小时如此，发展到拥有8900多万党员、成为世界第一大党时，也是如此。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这是回顾历史的深刻总结，更是开创未来的有力保证。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 资料提供 武汉市纪委监委 武汉革命博物馆）